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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乡村社会治理亟需解决“人”的问题

2019年12月09日10:03 来源:映象网

[摘要] 我国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。而这个新的历史任务能否顺利完成,主要取决于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。

       新时代面临新任务。当前,我国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。而这个新的历史任务能否顺利完成,主要取决于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。在现代化进程中,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,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:“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,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,农业发展跟不上,农村发展跟不上,农产品供应不足,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,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,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,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,甚至造成社会动荡,最终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。”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制的一部分,是处在国家治理体系的“神经末梢”和最基本的治理单元,所以,我国的城乡关系是否能处理得好,乡村能否实现全面振兴,关键看乡村是否实现了有效治理。而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,从当前的情况看,无论是我国还是河南省最亟需解决的就是“人”的问题,即如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和让现代居民进得来、留得住、沉下去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 一、青壮年农民持续流动,乡村治理后继无人

41年的改革开放使城市与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,尤其是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,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农民流动性显著增强,乡村常驻人口持续减少。河南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,这种情况尤为突出。现在很多村庄叫房堵窗,户封门,家家不见年轻人,有的村甚至就剩几个人了,村庄出现空心化。“70后”不想种地、“80后”不会种地、“90后”不谈种地,很多人在城里买房、生活,与乡村基本割裂,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抛荒、宅基地空置。青壮年农民都流走了,乡村怎么治理和振兴?

       二、“三留守”的人口结构持续存在,困扰着乡村治理

我省青壮年农民的持续外流,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“386199”群体即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他们大多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少、市场信息来源少,增收渠道较窄,留守在家主要是看门护院、种地晒粮,对发展产业、发家致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更严重的是,家庭结构不完整引发一些新的社会治理问题。留守妇女通常既要看护孩子又要照顾老人,还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,承受着精神和体力劳动的双重压力,再加上长期得不到丈夫的关爱,家庭观念不断淡化,导致不养公婆、不管子女、不守婚则、不睦邻里等有悖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的现象增多,家庭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。很多留守儿童因为父母无暇管,老人无力管而沉溺于电子产品等不良嗜好,荒废了学业,沾染了不良习气,引发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心理和社会问题。留守老人大多长期处于孤独无助之中,得不到及时赡养和关爱,也给社会带来一些压力。

       三、农民群体的不断分化,乡村社会治理迎来新挑战

      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青壮年农民的持续流动,强化了农民个体意识,原来同在一个村庄生产生活的农民群体,也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、收入分化和利益分化,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也日益多元化,传统重义轻利的乡村道德观念受到侵蚀,集体观念淡漠,公德意识淡化,社会责任弱化,人际关系功利化,人情社会商品化,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逐渐解体,乡村违法犯罪活动、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,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。

       四、传统农民的观念风气滞后,乡村治理难度大

       传统农民的观念风气滞后,乡村治理难度大,主要表现为:1、大部分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较弱。他们的依赖思想和观望心态严重,存在“等靠要”思想,严重依赖政府,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较差,“政府干、农民看”,“靠着墙根晒太阳、等着政府送小康”。在调查走访中发现,部分贫困户把贫困当作习惯,主观上或不具备脱贫摘帽的心理准备,或缺少主动脱贫的意愿。2、重物质需求,轻精神文明建设。改革开放走过了41年的今天,农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了提高,但是很多村民在红白喜事上乐意大操大办,相互攀比,过度消费,天价彩礼让人“娶不起”,人情礼金让人“还不起”,但是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村民的文化建设却显得格外吝啬。目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60%农村的孩子没有受过高中教育。多数农民富了口袋,讲究吃喝玩乐等享受型消费,却不愿充实脑袋。他们非常喜欢省钱,宁肯花时间省钱,也不愿意花钱在省时间、投资自己上。另外,因为农民不愿富脑袋,封建迷信有所抬头,信教的农民也在增多,精神空虚。

       五、热爱“三农”的人才匮乏,乡村治理难以现代化

       乡村社会治理不缺人,但缺乏热爱“三农”的人才和劳动力。这是乡村治理实现现代化的人才支撑。但是,乡村本土实用技能人才的缺乏,自主成长慢,成为制约农民发挥主战作用的重要因素。随着城镇化的加速,有一定生产技能知识、见识以及独到思维的乡土人才不愿留在农村;农民子弟外出求学毕业后,也大多选择留在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就业,人才净流出现象十分严重;农村教师待遇偏低,工作环境简陋,也持续向城镇流动,导致乡村专职教师长期缺乏,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学科教师更是紧缺,加剧了乡村人才短板劣势;近年来,大学生村官在增强村干部队伍活力、更新村级发展理念、倡导乡风文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,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真正沉下心去为乡村治理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。我省虽然是农业大省,但是目前我省农学专业的学生数量从20 年前的 6%,已下降到了 1。7%,而且这部分学农的大学生也很少愿意回归乡村。

       六、农村党员干部队伍问题集中突出,乡村治理急需带头人

       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,走在前面、冲在前面,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:

       1、村党员干部普遍年龄老化,任期时间普遍长,文化程度大多较低。课题组于今年5月到一地级市所辖的17个乡村进行调研,共发放157份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,根据反馈的情况大致可以了解到我省党员干部目前的情况。17个村现有党员1037人,党小组62个。近5年,17个村党员发展数量为91人,入党积极分子115人,党员每年外出务工人数(年均累计6个月以上者) 421人。村党员的年龄和学历结构为:17个村年龄结构为30岁以下121人、30-40岁147人、41-50岁164人、51-60岁250人、60岁以上356人。见图一。

图一

         17个村党员学历结构为初中及以下651人、高中263人、大专、本科122人、研究生及以上3人。见图二。

图二

        村党支部书记的基本情况:17个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在0-10年间为11人、

        11-20年间为3人、21-30年间为2人、31-40年间为1人。见图三。

图三

        17个村党支部书记年龄结构情况:30-40岁2人、41-50岁5人、51-60岁5人、61-70岁5人。见图四。

图四

        17个村党支部书记学历结构情况:初中学历5人、高中学历6人、中专学历2人、大专学历4人。见图五。

图五

       2、部分村党员干部政治素养不足、缺乏战略眼光。在农村,一些基层党组织没有正常地开展过党的组织生活,对党员也没有规范教育管理,党员自身也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,个别党员甚至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份可有可无,简单地把自己混迹于甚至等同于一般群众,造成党员身份立不起来、党员形象树不起来,致使群众不知道谁是党员,不知道党员和群众有什么区别,不知道大事难事该找谁、跟谁干。(本文系省社科决策咨询项目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南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:2019JC40)

      (河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 顾绍梅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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